徐水道老人今年已经76岁了，是土生土长的宁波鄞州区洞桥镇人。虽然他文化程度不高，浑身却散发出浓浓的历史气息——无论是家里的陈设还是平时说话，都和文物有点关系。
　　这也难怪，他已经做了30年业余文保员，经他之手上交给国家的文物多达500余件，其中40件属珍贵文物。
　　尽管如此，老人并不满足于目前的“工作业绩”，还是时常会背起大麻袋，去河滩、砖瓦厂、工地、废墟……寻觅他心中的宝贝。

　　很多人说我傻，这么多的文物，只要留下那么一两件，马上就可以成为百万甚至是千万富翁，生活也不会像现在这么拮据了。虽然他们是为我着想、是好意，但我还是不能认同。我一直觉得，只有国家发达了，我们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。是共产党解放了全中国，让我们翻身做主人，人应该心怀感恩之情的。所以，这么多年来我积极收集文物然后上交国家，除了是在尽公民的义务外，更多的是在表达一个普通农民对国家的感激。
　　其实，要做好文保工作对我来说是蛮困难的。我从小就在地主家干活，没什么文化，即使是一件非常珍贵的文物放在我面前，我也不识货啊。
　　记得10多岁时的那天，我像往常一样在地里干活，突然锄头碰到了一样奇怪的硬东西——那东西刚碰到时似乎很硬，然后好像又马上碎了。于是，我又轻轻地用锄头往旁边刨了几下，嘿，这玩意儿好像还不小啊。
　　当时正是抗日战争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挖到地雷了，就马上告诉了母亲。母亲听了我的描述后觉得不可能是地雷，大胆地把那个“硬物”挖了出来。原来那是个土制的陶盆，看上去和家里用的没什么两样，盆沿还被我的那一锄头给锄破了。
　　那时候，地里挖出来的东西都得归地主。虽然在我看来那只是个不值钱的破陶盆，哪里知道，“地主老爷”却把它当成宝贝，还马上叫我在发现这个陶盆的地方继续挖，看看有没有其他东西。他再三叮嘱我，挖的时候要小心，挖出来的东西都要交给他，不能私藏，否则要打断我的腿。
　　后来，这块地里也没再挖出什么东西来。当时我很想不通，地主家里有那么多粮食、那么多金银珠宝，为什么对这么个破盆这么感兴趣？还是一些年长的工友告诉我：“这叫文物，是古代人用过的东西，反正能值很多钱。”
　　就在这种似懂非懂的状态下，我第一次接触了文物，但对这件事的记忆很快就被越来越繁重的劳动淹没了。

　　解放后，我当上了村里的文艺宣传干事，每个星期都要组织村里人开展歌咏比赛，要不就在村与村之间搞个劳动竞赛。没想到，这样的工作经历让我后来有机会再次和文物扯上了关系。
　　转眼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，鄞县文管会（现鄞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）主任周生望找到我，说鄞县自古就是繁华地，有很多文物散落在民间，现在需要有人将这些文物尽快收集起来交给国家妥善保管。由于我从解放初就开始搞文艺宣传工作，所以文管会希望我来做文物的收集工作。
　　工作是接下来了，可我心里其实没底——究竟什么才是文物？我只知道地主家地里挖出的那个破陶盆算是文物，可那也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后来，在周生望的指点下，我到余姚河姆渡遗址参观学习。在那里，我看到了6900年前的稻谷，看到了几千年前人们用于生产、生活的工具。原来，这就是文物！
　　对文物有了感性认识，我马上想到了同村老朱家里的那只药葫芦。据老朱说，这只药葫芦是祖传的，有上千年的历史。于是，接下来的参观我就有点心不在焉了，一直惦记着回去要和老朱好好谈谈。虽然周生望提醒我参观得仔细些，将来才能在文保工作中做出好成绩，可我还是提前一天赶回去了。
　　我几乎一路小跑着到了老朱家，他正在家门口干活，看我这么急匆匆的反倒糊涂了。我把来意一股脑儿地和他说了一边，他却为难了，说这葫芦是家里祖传的，怎么能交出去呢？这样做会对不起老祖宗的啊！
　　其实，那时候这只药葫芦就挂在老朱家的蚊帐架子上，已经落满了灰尘。如果它真是件宝贝，只有交给国家才能得到最妥善的保管啊。我决心要好好做做老朱的思想工作。
　　我和老朱本来就是好朋友，知道他“吃软不吃硬”，就去买了3两烧酒和一些花生米，午饭时和他边吃边聊。我从日本鬼子侵略我们那会儿说起，一直说到现在，一番忆苦思甜下来，我又接着说：我们那时候过的叫什么日子啊，不都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吗？所以啊，现在国家有了需要，你也应该做出点牺牲。
　　那天，我们说得很多，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3点多钟，老朱终于把那只药葫芦小心翼翼地交给了我。看着那只祖传的药葫芦，从来都是乐呵呵的老朱居然流下了眼泪，他觉得，虽然自己有点对不起祖宗，但为了国家的利益，管不了这么多了。
　　生怕夜长梦多，我连夜把这只药葫芦交到了周生望手上，他没想到我这么快就投入了工作。一个多星期后，鉴定结果出来了，这只药葫芦距今已经有1600多年的历史，充分反映了当时鄞州地区民间医药事业的发展情况，是一件不折不扣的珍贵文物。后来，这只药葫芦进了宁波市博物馆。

　　不过，直接从村民家里收集到的文物并不是很多，大多数时候还得靠自己背着麻袋上石矿、下河滩去找。
　　1983年，洞桥镇后山要建个石矿，我觉得这肯定是个“寻宝”的好机会，矿还没建，我就天天去察看地形。根据我的观察，虽然这座山较陡，但山坡上面还是比较平整的，水土也较为丰盈，这样的地方古时候极可能有人居住，或许是古人的墓地。
　　其实现在看来，在这种地方建石矿是不对的，会破坏生态环境，但那时我天天盼着石矿能尽早建起来。在等待石矿建起来的那段时间我也没闲着，一有空就往家旁边的建筑工地、砖瓦厂跑。
　　那年夏天，天气挺热，已经跑了一个上午的我原本打算在家睡个午觉的，可是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，想想还是出去跑跑吧。见我背着麻袋又要出门，老婆子急得直喊。呵呵，幸好那天她没能拦住我，那次出去我收了面护心镜回来。
　　那是一个新开工的工地，我老远就看见有一群人围在那儿议论什么，就凑上去看了看。有人告诉我挖地基的时候挖出了一个“怪东西”，铜的。我接过来掂了一下，觉得有些沉，那东西中间的一大片似乎打磨过，四周雕刻着鸟兽图案，非常平整。
　　我正想着该把它收起来让文管会鉴定一下，旁边就有人喊了一声：“这大概是文物吧，我们应该叫专家来看看。”我连忙拿出了文保员的工作证，让他们把这个“怪东西”交给了我。
　　后来经过鉴定，这是一面护心镜，也有三四百年的历史了。
　　这边正在等着护心镜的鉴定结果，那边石矿也开工了。那炸药真厉害，几下子就把四分之一的山体变成了石料，原本藏在山体里的东西也都露了出来。
　　我每天带着一把短柄锄头过去，东敲敲西挖挖。有天，我突然发现一块石头有点特殊——它的形状特别有规则，下端锋利，像一把斧头。我突然意识到，这不就是一把石斧吗？这东西我在河姆渡遗址是看到过的呀。
　　我知道石斧这种东西肯定很珍贵，兴奋得一路小跑把石斧送到了文管会。后来周生望告诉我，这把石斧有4000多年历史了，属于国家一级文物！

　　但有的时候，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应，对这一点我深有感触。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我收集文物就不那么顺利了——很多工地老板甚至是围观者都会向你来收钱，否则就甭想把文物拿走。
　　记得有一次，在一处建筑工地里我发现了一块石碑，石碑上面密密麻麻地刻了很多字，凭着这么多年文保工作的经验，我马上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不可多得的文物。但当我叫来人要把这块石碑运到文管会时，工地的头头却出来阻止，他说石碑是在工地上发现的，理应归工地所有，如果我要把石碑运走就得按石碑上的字数给钱，一个字100元。我数了数，有800多个字呢，这老兄还真会算！
　　我苦口婆心地劝他，可他始终坚持少一分钱都不行。我也来气了，马上把这件事汇报给了文管会，后来好像公安都出面了，终于将这块石碑运回了文管会。
　　后来，像这样的事多了起来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，还出现了倒卖文物的贩子——他们一手从村民手中以极低的价格买进真文物，另一手又高价卖给村民那些看似精美的假文物。
　　根据那时候的文物保护法，除了文物保护部门指定的单位外，其他任何个人和单位都不能经营文物收购业务。那段时间，我不光做好文物的收集工作，普及文物知识，还多了个心眼要打击那些黑心的文物贩子，每当看到陌生面孔总会多打量一番。
　　一次在村口，我看见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在那儿站了好一会儿，就上去问了问，他说是在等朋友。可是到了下午，他居然找到我家来了，还神秘兮兮地拿出一大把银元，说他这儿有些好东西想和我交换。
　　我当时就觉得他是个文物贩子，但无法确定他拿出来的银元是真是假，要是就这样把他轰走了，说不定让真正的文物流失了。于是，我谎称外面有点事情，便出门找了部公用电话把这事儿和文管会的同志说了。那时候，社会上打击文物贩卖的力度也蛮大的。很快，文管会的工作人员和两名公安就赶来了。
　　果然不出我所料啊，经鉴定，这家伙随身带的所谓银元其实全是假货，是用锡做的。
　　2002年10月，新的《文物保护法》开始实施，那年我已经72岁了。从那时起，我就随身带着这部法律，时不时拿出来给别人看看。我总是这么想，文物保护工作还得靠大家一起努力才做得好，毕竟这么多文物散落在外，光靠一个人的力量似乎太单薄了。